又到教师节,谈起关于老师和教育的影片,观众很容易想起《放牛班的春天》。它在以温暖、朴实的情感让观众感动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态度。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影片中的音乐教师克莱蒙•马修,便是这一论述的忠实践行者。在马修的教学观中,不仅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言传,还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身教。

片中的“塘底”辅育院,在二战后收容了许多家庭残破的儿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本“来自纯洁无邪之地的孩子”,都坠入池塘之底。马修的到来,让这些孩子重遇了人生中原本不该缺席的三种教育者:严父、慈母与良师。面对不同的孩子,以及孩子的不同阶段时,马修老师在这三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最终成功地指引他们走向属于自己的春天。

影片中,孩子们虽然试图以暴力的形式彰显自己的男性气质,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内心不足的情感溢出。在他们的生命中,原本应该撑起一片天、承担生活责任的父亲一角,往往是缺席的。拉康曾指出,婴幼儿往往通过代表法律秩序的“父亲之名”打破镜像阶段的想象性认同,从而逐渐在象征界登记入册。因而,在父亲缺位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会出现自我建构的缺陷。

片中,在盖贺克弄伤麦神父之后,马修没有选择将其交予校长处置,而是与他达成协议,让他自己去照顾受伤的麦神父。这种看似隐瞒真相的处理方式,反而使得盖贺克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原本应当承担的责任,促成了男性气质的建构。同时,他在照顾麦神父的过程中受到了夸赞,羞愧地低下了头。这种教育方式,在悄然之间已经挪动了盖贺克内心的善恶之界。

但是,马修老师并没有一味地做老好人。当学生偷走他最心爱的乐谱时,他也会生气地警告说“会让再次犯错的同学付出惨痛的代价”。当看出莫翰奇在歌唱上有天赋时,马修以一种强迫式的口吻,要求他参与到合唱团之中。不好意思主动提出加入合唱团的莫翰奇,在马修老师“严父”角色的帮助下,得以达成自己的心愿,最终成长为一名音乐家。

如果说父亲是孩童成长过程中的保护者,那么母亲所特有的慈祥则是孩童记忆中的抚慰者。影片开篇,由佩皮诺的视角引入叙事。佩皮诺在二战中失去双亲,但他在“塘底”辅育院的每个周六,仍期盼父母来接他回家,即使老师、同学已多次向他说明,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

马修老师第一次到“塘底”辅育院,见到的便是趴在铁门之内的佩皮诺。在辅育院工作时,马修老师给予佩皮诺格外的照料与关心。夜晚,他会帮助佩皮诺把被子盖好,担心他着凉;在孟丹向佩皮诺收取“保护费”,不允许他回床上睡觉的时候,马修义正言辞地警告孟丹“离佩皮诺远点”。这一举动,也从侧面保护了被孟丹欺负的其他同学。

由于佩皮诺是辅育院最小的孩子,在合唱团中不能胜任任何角色的他,每次排练都会被马修宠溺式地抱上讲台,静静地注视着大家。片中最为温情的一幕是片尾,佩皮诺拿着自己的小行李箱,一路小跑地靠近马修老师。在经历了内心挣扎后,马修老师终于将佩皮诺带上远去的汽车。此时,画外音点明当天正是周六,佩皮诺也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周六被“父母”接走。

“放牛班”一词来自中文的俚语,原意指一些初中专为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特设的班级,也就是所谓的差生聚集地。这个带有歧视性的词语,与电影中“池塘之底”的词语暗喻高度契合。

在马修老师到达之前,“塘底”辅育院的师生处于一种高度对立的状况。哈森校长的高压管理,为整个辅育院教师的教学态度定下了基调。体罚司空见惯,但“放牛娃”们并没有被禁闭、劳动等形式的惩罚所教化,而是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挑战哈森校长和老师们。盗窃、整蛊、凌霸取代了学习,成为这群孩子生活的主线。直到马修老师组织合唱团,在与学生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这些状况。

合唱团对于大部分孩子的意义,并不是帮助他们走上音乐的道路,而是让他们在学习中获得快乐与自我认同。有了音乐充当师生关系的润滑剂,学生们开始信任马修老师。当莫翰奇出于“保护母亲”的目的而用墨水瓶砸马修老师,同学们不再像之前盖贺克伤害神父时相互袒护,而是主动诘问他为什么要伤害马修老师,佩皮诺更是勇敢地站出来指认。

辅育院的大多数学生,在音乐上并没有天赋,马修老师的内心也深知这一点。但是,他看到这些孩子明明唱得不好还是很喜欢唱,于是重新拿起笔,为他们谱曲。如果马修老师不是一位失意的音乐家,而是退役的足球运动员、退休的数学家,也一定能在训练学生掌握这些专业技能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潜能,教给他们对待学习与生活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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