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初开,柏林、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三大都会成了“谍都”,一时谍影重重,但单靠解读《真理报》无法了解斯大林是死是活;仿效“白银行动”最后成了笑柄,U-2高空侦察机的飞行员被苏联人带上被告席;虽然窃取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东欧政坛发生了一次“地震”,但耗费3.5亿美元的“杰尼弗行动”打捞计划却不了了之……

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冷战就悄悄拉开了帷幕。当年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两位盟友,这时已经成了世界两大阵营的老大。这种格局的形成,为中情局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时罗斯福总统刚刚去世,新上台的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只是成立了一个过渡性的机构——中央情报组,其主要的任务就是解读苏联的局势。当时美国人对苏联在欧洲的意图并不了解,也没有了解苏联的渠道,除了收买一些临时性的特工之外,据说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靠读报纸。据中情局当年的一名资深情报分析家弗里兹•W. 埃马斯后来说,当年那些所谓绝密的情报,都是从苏联的公开报刊上得来的二手货。

有一次,他指着一份题为《苏军未来战争思考》的绝密档案说:“中情局当年的专家对苏军未来30年的作战模式与意图都进行了有模有样的分析。然而,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些报告与分析完全是在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他们完全是靠记者或者学者提供的资料,比如说苏联领导人开会的时候进入会场的秩序,《真理报》上苏联领导人的排名,以及苏军公开报道的大演习等。”

埃马斯并没有夸大其词。不要说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年代,就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央情报局已经成立了几年,这种现状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时有一份关于斯大林之死的情报是这样写的:我们无法确定斯大林是否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死于谋杀,或者他就是如公开的报告所说的那样死去的……

自从1946年冷战开始后,欧洲大地上不断上演着“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谍报战。冷战初期,欧洲著名的“中欧心脏”柏林、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三大都会一直是谍影重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情报人员都在这里各显身手,进行着全方位的较量,从而使这三座城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谍都”。

据西方情报机构的一份资料显示,冷战时期,活跃在维也纳的各国间谍人数最多时竟达2万人,维也纳因此成为冷战时欧洲最大的间谍之都。美丽的维也纳,成了美英特工的窃听天堂。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们,就在这里联袂上演了一出成功的“白银行动”。

1949年,由英国军情六处牵头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白银”的秘密行动,成功窃听了苏联人的电话,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军情六处先是在维也纳的郊区买了一栋房子开了一个花店,借装修花店的名义大兴土木,暗地里却动用工程兵组成的施工队重新整修了公路地面,大面积地铺设了结实的钢筋混凝土,并且从房子下面挖了60多米长的地道,一直延伸到苏军的通讯电缆下面,安装好材,接通了苏军司令部的电缆,用录音机将苏联人的通话录下来。这样,他们坐在地下室里就可以监听到维也纳苏军司令部与莫斯科所有的通话内容。

然而令英国情报人员哭笑不得的是,他们的心思并不在花店上,可是本为作掩护的花店的生意却特别的好,每天上门买花的人络绎不绝,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情报工作。原本以为经受了二战失败的维也纳人没有经济能力购买作为奢侈品的鲜花,何况花店只进一些名贵的、罕见的花类,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英国情报人员选择的那些珍贵的鲜花,才吸引了大量的顾客。英国人十分苦恼,不卖花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如果卖花的话,秘密的地下挖掘和窃听行动就容易暴露。最后,英国人实在无可奈何,便找到一个理由停止销售那种名贵却畅销的鲜花。这个理由竟然是:鲜花的产地遭受罕见的虫灾,暂时没有货源。

当时英国人的确从中得到了大量的情报,并且花钱请了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来为他们传递情报。那位大学生的任务就是将情报带到一个固定的公园里,那里会有一个英国军官在等待着她。可是由于这个女大学生长得太漂亮,有一次在公园里同那个英国军官接头,那个军官化装成了一个脏兮兮的乞丐,结果让一个警察误认为是乞丐在调戏美人,就把那个“乞丐”带到了警察局。后来还是通过秘密情报局向奥地利政府施加压力,才把那个军官放了出来。

在英国人的启发下,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开始了行动。1951年,中情局驻维也纳情报站获得了一份维也纳苏军司令部的地下电缆网络图。他们立即从华盛顿总部请来了电讯专家卡尔•纳尔森,对维也纳地下设施图和其他市政建设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从这张电缆网络图纸中找到了一条维也纳苏军司令部通往莫斯科的通信线路。于是他们就同英国特工联手,利用这张网络图扩展“白银行动”,在维也纳建立多条窃听专线,大大提高了窃听的效率。

通用“白银行动”,中情局不仅全面了解了奥地利苏军占领区的军事布防情况,同时还了解了苏联当局其他各方面的信息和外交政策。例如,1948年由于南斯拉夫和苏联一向关系不和,加上铁托不甘受制于苏联,两国关系破裂,南斯拉夫被开除出苏联领导的情报局,使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都为如何制定对南斯拉夫的新政策而举棋不定。多数外交家认为,铁托是,他与斯大林分道扬镳是想迷惑西方国家。但是,后来中情局也是通过从维也纳情报站窃听到的信息,证实了铁托与斯大林分裂的真相。他们知道苏联当时并不打算向巴尔干半岛扩张,也并不想马上逼迫南斯拉夫就范。这一情报的获得,让美国人很快就决定了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于是美国政府就放心地从欧洲抽调了大量的兵力,投入到朝鲜战场。

“白银行动”的成功让中情局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也获得了经验,于是他们马上决定在柏林如法炮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当年不可一世的德国被分裂成了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首都柏林也被一分为二,柏林和维也纳一样,也成了冷战时期的另一种战场。各国的谍报人员云集柏林,一场“暗战”又风生水起。苏联和美国的间谍部门就在柏林摆开了战场。

当时,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人足智多谋,是一位间谍老手,他认为柏林是东、西方的结合点,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最理想地点,他以一种谍报人员的敏锐看到了一种新的战机。于是决定把柏林当成维也纳,再来一次窃听行动。希伦科特认为,优质的情报比黄金还有价值,所以他就把将要开展的窃听行动命名为“黄金行动”。

1954年,杜勒斯收到由潜伏在东德的3名间谍传来的情报:在东柏林近郊的格林尼克村有一条地下电缆,可以容纳432条电话线路,其接头离西柏林近郊的鲁多夫村很近。于是,杜勒斯就命令美国特工也在地下开凿一条长约1476英尺、直径为78英寸的隧道直通东柏林地下,拦截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空军司令部与柏林连接的陆上通讯线。他们选择在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钻孔打洞。因为该地区大部分是低矮的棚屋和板房,是来自民主德国的难民用旧材料和破砖瓦搭建而成的,在这里钻孔打洞,完全可以避人耳目。

但是,要想找到这条直径只有2英寸的电缆线很不容易。为了能找到精确的挖掘点,中情局派出特工人员假装在东、西柏林交界处打棒球,故意将棒球远远地打到东德管辖的区域。然而他们的这种伎俩却被友好的东德卫兵破坏了,他们见球过来,便把球抛回西区。无奈之下,中情局又只好让两名特工伪装成美国大兵,驱车前往东柏林执行任务。他们在预定地点停车假装换车胎,冒险将两个小型无线电发射装置放在选定位置上,这才确定了隧道挖掘的精确位置。

另外,在窃听技术方面,美国人也遇到了难题。当时苏军对西方间谍已相当警觉,将领级的官员通电话必须按规定加密干扰声音。不过,中情局通信专家经长期研究发现,声音受干扰的一瞬间,原声仍留在电话线上,如能运用特殊技术截收原声,就可清晰听到通话内容。中情局决定继续同英国秘密情报局合作。中央情报局自己做的工作首先是选择场地,使隧道的位置正好处在苏联人的电缆线下面;然后录下所有收集到的电讯信号,最后把所有电讯材料送到华盛顿处理。英国同行的任务是建造通讯管道,在苏联的电缆线上搭线,将有用的信号输送到隧道顶端的窃听室录音;帮助在现场再建立一个处理录音材料的工作室。为了确保隧道的挖掘工作万无一失,分工后双方分别做了试验和研究。

“黄金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窃听隧道于1954年8月正式开始挖掘。可想而知,这个工程将是多么的复杂和艰难。它要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位置很危险。这条隧道要从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开始,穿过勃兰登堡,再延伸到东柏林阿尔特—格林尼克区的公墓,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地下。由于苏军和东德边防军日夜在地面巡逻,要挖的隧道正好处在苏联和民主德国巡逻队的脚下,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挖掘时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声响,也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挖隧道会带来大量的泥土和沙石,如果敌人发现凭空多出这么多的土石必然会起疑心;在挖掘时和挖掘后,隧道里都需要大量的空气,否则隧道里会使人窒息,因此需要有相当数量的排风扇;还有,电子仪器工作时热量不能传到地面……

面临着这么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杜勒斯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他就是比尔•哈维。比尔•哈维是中情局的高级特工,又与苏联间谍打了多年交道,所以隧道的施工就由他负责全面指挥,具体的挖掘工作由美国工兵承担。

谁知挖掘工作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困难。先是遇到了地下水,接着又在另一处碰上了奇臭无比的化粪池排放区,美国工兵只好头戴防毒面具,身穿防水服工作。

为了解决多出来的泥土等问题,比尔•哈维想出了声东击西的一招。为了迷惑苏联人,他命令工兵部队先在两德交界处修建一个地下大仓库,而这个大仓库就是为了吞掉挖隧道所产生的几千吨泥土。从表面上看,从这个大仓库里进进出出的是装有电子仪器和泥土的车辆,会被人误认为这里将要建造一个无线电雷达拦截站。而当时建立无线电拦截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苏联并不会对其产生疑虑。他们把掘出来的土先放进雷达站的地下室,然后装进一只只大木箱,木箱外面再贴上各种标签,趁黑夜用卡车偷运出去。当时苏联间谍也曾对此产生过怀疑,但当他们得知是建仓库和雷达站时,也就不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经过半年的挖掘,隧道最终于1955年2月竣工,其中有一段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下面,竟然接通了苏军总部的通信电缆!这条地下隧道长2500米,直径2米,隧道的四壁全用厚铁板镶接而成,铁板表面贴有隔音材料。隧道里装有空调设备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用水泵来排除渗出的地下水。隧道的主体工程是窃听室,窃听室里设有交换台和432个扩音器。这些扩音器又都和东柏林的那条地下电缆中的电话线路对应。此外,还有一套精密的窃听和录音装置。窃听线路用厚厚的铅皮包着,穿过一层木头隔板、一条陡直的甬道和两重结实的铁门,最后接到东柏林的电缆接头上。这样就能听到“铁幕”那边电话的声音了。这些电话的声音经过扩音器扩大音量后,输送到隧道上面的雷达站。在雷达站里设有432台磁带录音机,它们能把窃听到的所有电话声音都录下来。

为了解决潮湿空气影响电子设备正常工作的问题,比尔•哈维将隧道与其毗邻的窃听室进行隔绝,使窃听室成了近乎封闭的独立小屋,并在窃听室外面15码处,安装了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坚固大门,门上用德语和俄语写着:“军事重地,禁止入内!”安装这扇门是有道理的,中央情报局估计到这条秘密隧道迟早会暴露,一旦被发现,有人沿着隧道查到门前时,便无法继续向前,窃听室的人就可以利用这点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

这就是间谍史上著名的“柏林隧道”。隧道修成后,中情局就可以极其方便而又准确地窃听到东柏林和莫斯科之间往来的电话了。利用这个布满的隧道,中情局每天可以录制800盘录音磁带,打印至少4000米长的文传打字带。每个星期,中情局把这些材料送回华盛顿处理,经过翻译后,供分析人员研究。大约50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人员挤在一间只有25平方米的密室里从事翻译工作,而为了防止克格勃窃听,这栋房子周围用铁板裹得严严实实,而且没留窗户。人们给这个房间起个绰号叫“袜厂”。

1954年8月,柏林隧道开凿后不久,就开始试验截听苏军电话了。第一个重要信息于当年底被截获,是苏联军方传达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要求驻东德苏军保持良好纪律,不可破坏和谐气氛,配合政府同西德改善关系。分析人员根据这份情报做出判断:柏林战争状态有望结束。果然,1955年1月,苏联宣布与西德结束战争状态,9月13日双方正式建交。

在正式运作一年多的时间里,经由这条线缆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每天都有大量的磁带和情报分析源源不断地送往华盛顿,而那些重要情报则由此流向中情局,中情局的良苦用心似乎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们凭借这条隧道掌握到苏联夸大在东德的驻军实力,根本不可能突然向西柏林发动进攻。同时,他们还获知,苏军在东德修筑了特殊的武器库,分析专家推测,苏联人可能会在东德部署。从秘密隧道传来的大量重要情报令中情局大喜过望。

然而好景不长,中情局很快就发现他们再也听不到有价值的情报了。就连后来苏联出兵匈牙利那样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从隧道里获得一点消息。于是美国人开始产生了怀疑——难道苏联人已经发现了隧道的秘密?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格勃并不是吃干饭的。

原来,早在隧道还未动工之前,有一个间谍就已经把这项绝密计划的相关文件泄露给克格勃了。他就是世界情报史上有“间谍王子”之称的乔治•布莱克。

乔治•布莱克原姓贝哈,于1922年11月11日生于荷兰鹿特丹。父亲是英籍土耳其人,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乔治•布莱克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失去了父亲,同他的叔叔,后来成为埃及领导人的亨利•库里尔朝夕相处了几年,受到了早期教育。在英国,他开始了情报工作,从事密电码的截收和破译,后来被外交部录用。朝鲜战争期间,乔治•布莱克成为朝鲜人民军的阶下囚,并秘密被克格勃招募。

1954年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共同策划实施了柏林隧道计划,以提供苏联向西方进行行动的最前沿情报。然而克格勃轻易地让这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回到英国后,乔治•布莱克继续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而且将英国秘密情报局隐藏在苏联内部的特工名单交给了苏联人,让英国情报局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有42名英国间谍因此失去了生命。这一回又是他把柏林隧道的真相报告给了克格勃,向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们毫无颜面。

1956年4月22日,在东柏林郊外的索恩法尔德公路上,一小队苏联通信兵正在对地下通信电缆做例行的检查维修。一名年轻的士兵“突然发现”了一条包着厚铅皮的电线。于是他们顺着这条线路一直向一条陡直的甬道走去,很快就发现甬道前面是一条水平的隧道,在不远处,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大门堵住了去路,门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军事重地,严禁入内”。

在得到上级的指示后,大门被炸开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进去,眼前的一切让他们目瞪口呆:这是一间独立的钢制小屋,里面摆满了各种精密的电子窃听仪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还在闪烁。屋内空无一人,电炉上已经煮沸的咖啡还在咝咝地响着,暗示主人刚刚离去。在小屋后面,是一条宽敞齐整的隧道,向远处延伸……

苏联通信兵发现了隧道中的窃听室后,立即向上级报告。莫斯科方面这才发表声明,原来他们早就知道美国人在搞地下活动,他们并没有马上揭穿中情局的阴谋,而是来了个“将计就计”,把机密情报改在其他线路上传送,同时又利用这几条电缆向西方传送假情报,愚弄美国。他们要等到时机成熟才一举粉碎美方的地下阴谋。

苏联随即召开记者会,指责美国人入侵苏联管辖区,并让众多记者参观这条通向美占区的隧道。东柏林的报纸、广播都发表了头条新闻,苏联政府用最严厉的措辞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开凿隧道“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并说美国中情局长杜勒斯的妹妹、美国务院德国问题专家埃兰娜•兰辛•杜勒斯女士曾两次到这个地下隧道“检查工作”。东欧一些国家的报纸也相继发表评论,指责这种窃听行为严重损害了东德的主权。

不久以后,苏联政府把这条地下隧道作为游览项目向公众开放,并安排向导向游客讲解中情局是如何在这里搞窃听的。据说,在不到两个月的开放时间里,就有大约4万人参观了这个地下隧道。

中情局吃了个哑巴亏,“黄金行动”最终变成了“废料行动”。美国当局除了通过舆论界表示对这个地下隧道“一无所知”外,对苏联的抗议指责和抨击均保持沉默。

直至1961年布莱克的间谍案曝光后,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被苏联人给耍了。

“黄金行动”的失败让中情局很没有面子。中情局当时在一份报告中不得不承认“集团严格的安全措施确实使传统的搜集情报的方式失去了作用:秘密特工用隐蔽手段传递情报,要求进出目标区域的旅游者睁大眼睛观察并报告他们的收获,用电话线路或其他的方式进行监听,偷取邮件等方式现在都失效了。的确,情报工作的所有手段对付苏联似乎都没用了,而且还找不出其他的替代方式”。

不过,中情局最后还是找到了一种“替代方式”,那就是派飞机从高空去拍摄苏联的军事设置和装备部署。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空军就开始以波音RB-47侦察机闯入苏联领空进行高空侦察。当时绰号为“高空间谍”的RB-47侦察机称得上是电子侦察机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500多千米,飞行高度大约为1.2万米。为了便于监听,美国人还对飞机进行了改装。瘦长的铝制机舱外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补丁”、“肿块”、吊舱和其他一些附属物,每一个附属物中都藏有一根与众不同的特制天线,整架飞机上加起来总共有400根。有时在飞机的右边还悬挂着一个吊舱,里面藏着更多的天线和接收机。当年一位曾在RB-47侦察机上服役的美国老兵说,“我们通常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溜进我们驻扎的机场,飞机藏在机场的尽头,或者藏在一座孤零零的机库里。”有些小分队的指挥官甚至不允许机组人员集体出入公共场所。为了避免让人猜想到他们是在执行间谍任务,机组人员有时在进入飞机保养区时,还要在自己的飞行服外套上民用工作服。

当时,美国对苏联发动了一次代号为“本垒打工程”的间谍行动。刚刚上台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全副武装的美军RB-47侦察机入侵苏联。只不过这些由轰炸机改装成的侦察机上装载的是和照相机而不是核武器。

那次代号为“本垒打工程”的行动是从格陵兰岛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发动的。这个基地设在离北极圈690英里的一个名叫图勒的爱斯基摩村庄旁。在昏暗寒冷的极地,空勤机械师冒着零下35度的严寒检修了近50架轰炸机和加油机。这些飞机将执行冷战史上最为秘密的大规模入侵任务。当时为这些飞机和机组人员搭建的临时建筑,从外表看上去和铁路的冷藏车一样。

那次任务是要深入俄罗斯的整个北部陆地,也就是说,要穿越从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峡直到摩尔曼斯克和卡拉半岛之间长达3500英里的白雪皑皑的永久冻土地带。当时人们对苏联的北极地区几乎一无所知,然而,由于飞越北极是苏联轰炸机和导弹到达美国大陆的最短路线,因此它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次战争的战场。反过来说,它也最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入侵苏联的捷径。因此,任何一名观察到美军轰炸机的苏联雷达操作员,都不可能认为美国飞机的任务是侦察而不是打仗。尽管此举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艾森豪威尔总统仍批准了这一计划。

10架RB-47侦察机在格陵兰岛的一座名叫北星湾的基地整装待发。起飞前10分钟,机长看到绿色信号灯又闪烁了3秒钟,提示他可以滑入起飞跑道。他将飞机缓缓地转向起飞位置,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旦进入飞行状态,机组就必须让无线电处于绝对静默状态,以免让苏联电子侦听设备得到任何信息。即使起飞前同地面控制中心联络也只能用短暂的灯火信号进行。

上午10点整,飞行员松开制动闸,飞机震颤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以每小时近200英里的速度在结了冰的跑道上疾驶,身后留下一串灰色的烟雾。当水泥跑道快到尽头时,飞行员将操纵杆稳稳地拉向怀中,飞机以优雅的姿态飞上了蓝天,按计划前往预定的俄罗斯极地进行侦察。在此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每天大约都有8~10架侦察机起飞,在北极上空加油后继续向南飞越苏联边界,然后飞往预定地域。

这是冷战史上一次最为大胆的入侵行动——10架武装RB-47侦察机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列穿过北极深入苏联空军基地,就像进行一次核轰炸飞行一样。它们先是进入西伯利亚的阿姆巴契克,然后调头向东往白令海峡的阿纳德尔湾飞去,一路上不断搜集苏联空军基地和导弹发射基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大约在两个小时后,这些间谍飞机才准时返航,降落在阿拉斯加的埃尔森空军基地。降落后几分钟,那些录像和录音带就被特别班机送往美国华盛顿总部进行分析。录音带显示,没有发现苏军的雷达信号,这说明当时苏联人对美国轰炸机飞越北极的行动茫然无知。苏联的俄罗斯北部边疆是一望无际的冻土带,确实不易受到雷达监视。但是没人敢想象,如果苏联的雷达当时要是发现了这批入侵的轰炸机,并且认为是美国人要发动突然袭击,真不知道这次行动该怎样收场,因为只要几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发起反击,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实施“本垒打工程”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美军侦察机总共飞越苏联领空执行侦听和照相任务达156次之多,却没有损失一架飞机,也没有由此引发战争,尽管莫斯科觉察到了美军飞机的空中入侵行动。不过在这次大规模入侵后的第8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收到了一份抗议照会,指责他们的入侵行为。但是在公开场合,苏联人却一直缄默不语,而美国人也依然我行我素。

就在美国的RB-47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的同时,另外一些电磁侦察机也在进行危险的“猎狐行动”。为了探明敌方的空防系统,它们冒着遭受苏联人反击的危险匆匆穿越敏感的边界地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迫使苏军的导弹连和边防部队开动秘密跟踪设备,从而使美国信号人员捕获宝贵的电子信号。经过分析处理之后的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作战计划人员确定哪里是敌方的薄弱环节,以及用何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反击敌方的雷达和火力控制系统。

当时中情局为什么要冒着飞机被击落的危险,派出大量的侦察机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的空中侦察呢?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所需要的情报。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时,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刚上任一个星期。中情局的那些情报官就不得不感叹道:“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思维方式,我们没有可靠的内线消息。”

而刚刚上台的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也很不满意,他指责中情局的那些情报官说:“我们对苏联的长期计划和意图的评估,都是根据不充分的证据所做的揣测。自从1946年以来,所谓的专家都在放言高论斯大林一死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国家该如何应对。现在他死了,各位不妨翻翻政府档案,找找看我们订了什么计划。我们没有计划,甚至不知道他的死会有什么影响。”

正是这种证据不足的揣测,让斯大林之死强化了美国对苏联的猜疑。当时对中情局而言,问题不在于斯大林的继任者是谁,而是担心苏联会不会抢先发动战争。不过事后证明,中情局当时对苏联的诸多猜想,不过是杞人忧天。因为斯大林在生前从来就没有称霸世界的大计划,也没有支配世界的手段。斯大林死后,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曾回忆说,斯大林一想到可能与美国发生全球战争便浑身“发抖”和“战栗”。赫鲁晓夫说:“他怕战争。斯大林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他不会做什么可能挑起与美国大战的事。”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从苏联当时的策略来看,其根本的弱点之一,就是日常生活的每一层面都附属于国家安全之下。斯大林和他的后继者对保护国家疆界都有着一种病态般的执著。先是拿破仑从巴黎长驱直入,接着又是希特勒从柏林攻来,所以斯大林认为唯一有效的战后外交政策,就是把东欧变成巨大的人肉盾牌。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让苏联元气大伤。正如美国人所讽刺的那样,“斯大林把全部精力用来暗算国内政敌的时候,苏联人民正在大排长龙似的队伍等着买一袋马铃薯”。

正是由于苏联的这种沉默,才让艾森豪威尔自1953年上台之后,使美国享有了八年的和平与繁荣。不过,艾森豪威尔也一直担心可能发生核战争。中情局又一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让他放心。1953年6月5日,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竟在一次国安会上明确表示,中情局无法“通过有效的情报渠道提供任何苏联突击的预警”。

几个月后,中情局提出大胆猜测,认为苏联在1969年之前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射洲际导弹。事实证明,这个估计与后来的事实整整相差了12年。因为在1949年8月,苏联就成功地进行了试验。1953年8月,苏联又进行了氢弹试验。苏联成功试爆的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不是核弹,但也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可是中情局当时却毫不知情。直到6个星期之后,艾伦•杜勒斯才向总统报告了苏联试爆的情况。当时艾森豪威尔犹豫不决,他考虑是不是应该抢先对莫斯科发动全面核武器攻击。不过当时美国根本就不知道,莫斯科究竟是有1枚核武器,还是有1000枚核武器,所以他们无法作出准确的决策。

“本垒打工程”结束两年之后,中情局又派出3架RB-47侦察机从英格兰起飞,朝苏联北部的科拉半岛飞去。不过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幸运。在离戒备森严的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大约100英里的地方,2架侦察机按计划调头返航。第3架径直继续飞向海岸线。就在飞行员打开照相机和侦听设备还没有几分钟,苏联的米格战斗机群就呼啸着冲上了蓝天,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炮声。一架米格-17战斗机在上方开火了。炮弹从机翼上穿过,打坏了飞机内部通讯系统,在油箱上穿了个洞。当飞机逃入芬兰的领空时,机上的油料快漏光了,剩下的那个油箱总算救了机组人员的命。在后来的几年内,被苏联人击落的美军RB-47侦察机超过了40架,牺牲的飞行人员也在200名以上。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的防空政策有非常重大的转变,防空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实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人就偷偷地提高了自己的防空能力,只是美国人当时还没有觉察到而已。早在1952年8月,苏联的战机就闯入了日本北海道的领空,击落过美国空军的RB-47侦察机。美国人意识到,在苏联领空进行高空侦察和拍照变得愈来愈危险了,因此,美国空军开始寻求一种飞行高度为2万米以上的亚音速高空侦察机,想利用高空飞行来逃避苏联的米格-17战机的拦截。因为美国人知道,苏联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米格-17的飞行高度为1.3万米。

1953年7月,美国空军要求将B-57堪培拉式轰炸机改良成一种超高空侦察机,几经周折,最后在1954年11月23日,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批准中情局负责CL-282型飞机的生产,并要空军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12月22日,中情局与洛竭公司签订了一份意向书,要求洛竭公司制造20架CL-282机体和1架双座型及其他零件,由空军提供发动机。

由于CL-282设计作侦察之用,因此官方名称代号并没有使用B(轰炸机)或F(战斗机)之类的系列,但它属高度机密,所以又不能使用侦察机的代号。为了隐藏其线月才选择了U这个代号。从此CL-282就被确定为“U-2”。“U”在美国空军的飞机用途分类中代表“杂务”的意思。

高空侦察机U-2型飞机就这样问世了。U-2的侦察能力在当时也的确是一流的。U-2上装备的高分辨率摄影组合系统能在4小时内,在1.5万米高空拍下宽200千米、长4300千米范围内地面景物的清晰图像,并冲印出4000张照片用于情报分析;在9000米的高度拍下的照片,经过放大后可以看清地上人阅读的报纸的大标题!曾经有传言说,克格勃后来偷出了一张U-2拍摄的照片,连莫斯科广场停车场上的小车牌照都看得清清楚楚!在高精度的光学侦察卫星问世之前,U-2是最强的战略侦察武器。很多技术即便是放在现在,技术含量也依然很高,而在那个时代,U-2是不折不扣的偷窥利器。

1955年8月4日,U-2侦察机试验首飞,打破了由英国人保持的22707米升限的世界纪录。1956年5月首批4架U-2侦察机开始服役,1956年7月2日开始执行侦察任务。截至2005年共有29架单座和5架双座U-2在役。直到2006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才宣布U-2机队将陆续退役。

195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U-2飞机首次飞越苏联领空;7月5日对莫斯科进行侦察。从1956年7月开始,中情局多次派遣U-2型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肆无忌惮地对苏联进行侦察。虽然屡次遭到苏联米格-17等战斗机的迎击,但当时能对U-2型高空侦察机产生真正威胁的战斗机并不存在。在整个50年代,漫长的苏联边境上空一直回响着美军侦察机的嗡嗡声。

然而,就在U-2飞机春风得意之时,它的厄运也悄悄地来临了。由于苏联米格-19战斗机的问世,让U-2飞机在后来的飞行过程中,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的这种U-2飞机当时一共制造了86架,但是在1957年美国空军开始使用U-2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就损失了9架。截至2001年,就有40架U-2严重损坏或全毁,曾在苏联、古巴和中国上空多次被击落。后来的一些U-2飞机大都是从损毁的飞机中取得零件重新制造的。

1960年5月1日,中情局的一架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领空侦察时,被苏联的S-75地对空导弹击落了,飞行员加里•鲍尔斯逃生后成了苏联的俘虏。据说,这架飞机之所以被击落,是因为这架飞机被苏联的特工做了手脚,在它的飞行高度未达到2.5万米时,而仪表却显示达到了2.5万米,结果才被苏联的米格-19战斗机击落。

这是U-2在苏联首次被击落,并且被公布于世。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此时正处在节日的欢乐之中。当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苏共赫鲁晓夫报告说,一架U-2飞机已从阿富汗越过边界,正朝俄罗斯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向飞来时,赫鲁晓夫就对着话筒咆哮说:“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要把它打下来!只要我们的防空部队能够紧紧盯住它,我相信我们就能把它打下来。提抗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讨厌这些不速之客,也讨厌总是屈从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

5月5日,赫鲁晓夫站在克里姆林宫大礼堂的讲台上大声宣布:“我必须向你们报告美国在过去几周内针对苏联采取的某些侵略行动。”他的声音不断升高,最后变成了喊叫。“美国派遣飞机越过边界,侵入了苏联领空。就此前发生的数次入侵行动,我们向美国提出了抗议,并提请联合国安理会注意。但是,美国总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否认侵略事实,即使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它仍在抵赖。但是五天以前,也就是在那个伟大的5月1日,一架美国飞机越过我国边境并深入我国腹地,但是这架飞机被我们击落了……”

挤得满满当当的大礼堂顿时一片欢呼。人们一边鼓掌,一边粗野地跺脚、吹口哨,甚至把手中的的帽子抛向空中。

赫鲁晓夫朝下面挥了挥手,接着说:“想象一下,如果一架苏联飞机出现在纽约、芝加哥或者底特律上空,那会发生什么事?美国将做出何种反应?那将意味着战争爆发!”

赫鲁晓夫指着西方,再次向空中挥舞着拳头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谁派遣这架飞机越过了苏联边界?是美国的总司令?众所周知,美国的总司令就是美国总统。或者是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在总统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实施了这次入侵行动?如果美国军人可以擅自采取这种行动,这个世界就危险了。”

U-2飞机被击中后在莫斯科以东的乌拉尔山区坠毁,苏联人对其残骸进行研究。

两天之后的5月7日,星期六,赫鲁晓夫又抖了一个“包袱”。他站在主席台上,俯瞰着出席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们,满面笑容地说道:“同志们,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一个秘密。两天前我做报告时,我故意没有说出我们已找到了飞机的残骸,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抓住了飞行员——他不仅活着,而且还在提抗议!”

苏联人把U-2飞机的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带到了被告席上,对其进行公开审判。法庭工作人员用俄语向他宣读法庭规则时,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长了一张柔和的娃娃脸。每当听不懂提问时,眉毛会习惯性地拧成个疙瘩,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很招人喜欢。通过翻译,鲍尔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审判员的提问,供认了他任务的性质和派遣他的单位。最后他以间谍罪被起诉,由苏联法庭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

那次对鲍尔斯的公开审判让美国人太丢面子了。许多美国人认为,站在苏联法庭被告席上的并不是鲍尔斯,而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或者是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

刚好当时在大西洋彼岸,克格勃一位名叫文贝尔的上校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联邦监狱里服刑。艾贝尔的父亲是彼得堡一家工厂的工人,德国后裔。他热忱地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几次见过列宁。1947年,艾贝尔(真名叫菲舍尔)奉克格勃之命,来到美国潜伏下来,从事间谍活动,1956年被美国人逮捕,被判30年徒刑。1962年2月10日,经双方同意,美国人以艾贝尔和苏联人进行交换,才把鲍尔斯换了回来。

尽管如此,U-2飞机事件还是成了美国政治风景中的一大败笔。于是在美国1961年的大选中,艾森豪威尔终于结束了他8年的总统生涯,在一片舆论声中下台了。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下台,艾伦•杜勒斯也从中情局局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艾伦•杜勒斯是中情局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局长,他从1953年上任,到1961年下台,在中情局整整干了8年。上任时,杜勒斯已经56岁,头发灰白,戴着眼镜,叼着烟斗,颇有学者派头,给人一种斯斯文文的感觉。实际上他精力充沛、老谋深算、极有心计。美国人都戏称他为中央情报局的“狐狸局长”。

杜勒斯对中央情报局的贡献在于,他顶住了麦卡锡对中央情报局的攻击,使得中央情报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代了国务院的作用,成为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的威望。上台伊始,杜勒斯就广泛地结交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和广播公司,拉拢参、众议员,讨好报纸专栏作家,全力打造中情局的公众形象。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

杜勒斯当年曾与《》、《》以及全美顶尖周刊的老板保持密切联系。他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更改突发的新闻,就可以把不满意的海外特派员调离岗位,或者是让《时代》杂志柏林分社主任与《新闻周刊》驻东京人员为其所用。当年,多诺万管辖的战时宣传机关“战争新闻处”的那些,后来都在主管美国大部分的新闻媒体,成了中情局在新闻媒体的“线人”。到了杜勒斯时代,听从中情局电话调遣的人包括亨利•卢斯和他旗下的《时代》、《生活》、《财富》等周刊,以及《大观》、《星期六评论》和《读者文摘》等人气杂志的主编,此外,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最有权力的主管等。杜勒斯所建立的公关与宣传机器,包含50多家新闻机构,10多家出版公司,还有阿克塞尔•斯普林格(西德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大亨)之流亲口保证的全力支持。

杜勒斯当时希望外界把他当做专业谍报机关的高明大师,新闻界也尽职尽责地塑造这种形象;不过,要知道,中情局档案说的可是全然不同的故事。

当年美国除了派遣U-2飞机在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之外,还对古巴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多次侦察。1958年3月,U-2飞机第一次入侵我国领空,开始对我国侦察,结果在1962年9月9日第一次被我国在江西南昌上空击落,飞行员被俘,送医院后死亡。有资料显示,U-2飞机在我国一共被击落了5架。

在U-2飞机入侵的同时,中情局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对苏联的情报进行窃取的机会。几乎就在与“黄金行动”曝光的同时,中情局成功地窃取了苏共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给世界制造了一片混乱,也让苏联人在全世界丢尽了脸面。

1956年3月,美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收到一份由打入苏联内部的高级特工发来的密电。该密电称,“苏联内部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个情报让杜勒斯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知道这时离斯大林去世已经整整三年了,他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刚刚主持召开了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尽管中情局早就分析出苏联内部将发生变化,可是没有预料到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原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赫鲁晓夫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国外代表不能参加的“秘密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是谈斯大林违背列宁的“遗嘱”,违背马列主义,在卫国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做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和苏联人民所不知的事件内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控斯大林为“暴君”,说他在一系列大清洗中,处决或逼死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了包括“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上千万人遭株连……斯大林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

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预示着,苏联社会和整个阵营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上,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随后,赫鲁晓夫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红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更改了名称。一个曾经被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显赫人物,顷刻间坠入了十八层地狱。

由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特别安排的一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的复印件没有散发,只有克格勃保存了几份报告,那是用来听取苏联党内和东欧国家的意见时用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秘密报告,尽管还不知道其内容,但是中情局长杜勒斯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他向总统汇报后,艾森豪威尔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就向杜勒斯下了一道指示:“马上命令你的手下想尽一切办法把赫鲁晓夫的报告搞到手。苏联很有可能发生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

如何才能够搞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杜勒斯把他得力的手下一个个地排查了一遍,最后选择了情报处长罗伯特•艾默里和计划处长威斯纳两个人去执行这项任务。

带着秘密使命,艾默里于1956年3月从华盛顿飞抵南斯拉夫。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外交特使。艾默里很快从贝尔格莱德打听到,赫鲁晓夫之所以要对斯大林进行极端批判,就是因为赫鲁晓夫儿子的死跟斯大林有关。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曾是一名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中失踪了,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最终他向德国人妥协,成了敌人手里的一名人质。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把列昂尼德清除”。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锄奸队”将列昂尼德押回了莫斯科。莫斯科军事法庭判处了列昂尼德死刑。赫鲁晓夫曾多次请求斯大林对他儿子从宽处理,但他的儿子最终还是被枪决了。

艾默里来到贝尔格莱德后,直接拜访了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他花了近两个小时和这个外交部长套近乎。在像是扯闲篇的漫谈中,艾默里轻描淡写地向卡德尔提出了谈话的主题。他说:“据可靠消息,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曾作过一个报告,谈到了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这个报告,你们的代表团也拿到一份复印件,对吗?”

艾默里又说:“苏联是大国,美国总统对这件事很关心。他让我转告你方,美国想看看苏联的报告,你看行吗?美国方面将对此事严加保密!”

尽管艾默里抬出了美国总统,但卡德尔显然意识到了艾默里的用心,于是就装作有点无奈地说:“这件事,需要铁托同志批准。”

艾默里很清楚卡德尔是找退路。第二天,艾默里又去了外交部。一见到卡德尔,他竟不顾外交礼节直接问道:“怎么样?”

卡德尔没有回答,却递给艾默里一杯威士忌酒,然后说:“朋友,铁托同志说了,我们要尊重友国。”

艾默里明白了,南斯拉夫不相信苏联,可更不愿巴结美国。艾默里想到过南斯拉夫人的拒绝,但没有想到他们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据后来的档案记载,苏共二十大结束后,苏共领导人便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复印件分别赠送给了前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波兰党中央贝鲁特、保加利亚党中央契尔年科夫、匈牙利党中央拉科西、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乌布利希和代表团团长朱德。另外,法共中央多列士、意共中央陶里亚蒂、奥共中央主席科普勒尼希、西班牙中央伊巴露丽等人也拿到了报告的摘要。3月初,铁托也得到了报告的完整文本。此后,对“秘密报告”的报道以及对部分内容的转述和摘要已陆续出现在某些政党或国家的报刊上。

波兰党中央贝鲁特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的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病逝,他的同志在帮他整理遗物时发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就有一个人把它复制了。“复制件”很快就出现在华沙的黑市上,其中有一份被一位美国人以300美元的价格买走了。这个人就是威斯纳。他立即把这个报告传到了中情局总部。

原来威斯纳当时一听到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的消息,就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会帮助他得到秘密报告。因为为了争夺贝鲁特继任这个诱人的职位,波兰内部不同派系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威斯纳就抓住这个机会,用金钱收买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复印了一份赫鲁晓夫的报告。

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得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派人将这份报告秘密送到莫斯科。经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波伦的鉴定,确认了这是赫鲁晓夫的报告。不过,这份复印件却有35处删节,有关苏联今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全部被删去了。原来苏共当时发给东欧国家的报告都是节略本。

威斯纳立刻召集特工们商量对策,要求特工们再窃取一份报告的全本。这时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对威斯纳说,这件事靠我们的力量恐怕难以办到,只有借助摩萨德的帮助,才能尽快搞到报告的全本。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很受西方各国关注,同中情局有着较好的合作关系。摩萨德果然神通广大,两周后就搞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本。据说是一位华沙市委书记将秘密报告交给了一位担任记者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就是被称为“世纪间谍”的摩萨德特工威克多•格雷耶夫斯基。1994年2月的一个下午,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到了当年获得这份报告的经过。

摩萨德得到这份报告后,以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中情局。威斯纳拿到这份报告便立即和詹姆斯•安格尔顿一起把报告送交给机要室负责人雷•克莱因,请他进行鉴定。一周后,克莱因异常兴奋地在一次由威斯纳主持的秘密会议上宣布:“这是一份真正的报告。我们拥有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也将成功地获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称做是他本人“情报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

后来中情局就让美国全球广播电台“”,隔一小时广播一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整个世界震惊了。世界各地开始了对苏共“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西方国家开始大量批判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和。尤其是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许多国家内部普遍出现政治危机,东欧国家有几万人退出。这一切,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苦心经营的结果。

尽管如此,中情局对苏联的情报行动并没有就此罢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扳倒了这个“老大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才会乱了阵脚,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决不放过,于是就有了中情局后来的“杰尼弗行动”。

1968年2月25日凌晨7时,苏联太平洋舰队的547号核潜艇离开了远东某军港驶向太平洋。3月12日核潜艇突然和指挥部失去联系。1968年3月,美国夏威夷海军监听站记录到一个异乎寻常的奇怪信号。美国海军随即悄悄地派出一艘现代化测量船“米扎尔”号开赴潜艇失事海域,经过两个月的勘查后,终于找到了失事的潜艇,原来这就是神秘失踪的苏联547号核潜艇。

在得到中央情报局和尼克松总统的批准后,美军一边息,一边开始着手打捞。世界海洋打捞史上一项最离奇、开支最大的秘密行动开始了。这就是中情局实施的代号为“杰尼弗行动”的打捞计划。

当时中情局选中了拥有大量地产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承担打捞潜艇的工作。双方于1969年签订了打捞合同,在休斯的船只寻找海底矿物的时候,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打捞苏联潜艇。整个“杰尼弗行动”的打捞计划总共将花费3.5亿美元。

1974年6月,休斯总部的大量文件被盗,包括“杰尼弗行动”的秘密文件和休斯关于打捞苏联潜艇的亲笔记录一起不翼而飞。尽管联邦调查局想方设法找回文件,秘密还是被公开了。

1975年2月,《洛杉矶时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情报机关捞起一艘苏联潜艇》报道了事情经过。中情局见潜艇打捞事件已经暴露,便干脆对“杰尼弗行动”计划做了详尽的介绍,并宣布找到了70名船员的尸体,安葬仪式用俄、英文进行,整个过程还被拍成了电影。由于苏联政府的反应不强烈,美国方面还决定进一步打捞,新的行动代号为“斗牛士”计划,但这一计划至今尚未实施。

那么,苏联547号核潜艇为什么会沉没于深海底?经过情报部门分析,这艘核潜艇可能遭到过水下撞击。出事后,苏联海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紧急救援和大规模的搜索活动,都没有找到目标,却意外地被美国海军发现了。找到苏联核潜艇后,美国海军高层并没有立即告知苏联,而是就是否要打捞苏联潜艇多次进行磋商。因为如果打捞成功,美国海军将成为珍贵军事情报的拥有者:潜艇残骸、核弹头导弹、武器装备、船上的俄军密码本等等。

美国海军在得出秘密打捞的结论后,便向中情局求援,他们知道,绝不能让国会和新闻界得到一丝风声,否则计划将流产。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之后,决定有必要与总统沟通一下,在他的劝说下,尼克松总统同意进行打捞行动。在得到了政府和中情局的同意后,美国海军立即行动起来,跃跃欲试,但冷静而世故的中情局专家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制定了详尽的行动方案,以免走漏任何风声。为完成打捞,休斯建造了一艘大型的海上作业船,并将该船命名为“格洛玛”号。在建造“格洛玛”号作业船的两年时间里,中情局为了转移公众视线,利用各种渠道,积极散布休斯将用这艘船去开发海底矿物的消息,掩盖该船的线

年,“格洛玛”号作业船下水进行深海作业。为了掩人耳目,中情局让“格洛玛”号首先进行了海底矿物勘察工作。1974年6月20日,“格洛玛”再度出海,开始了打捞潜艇的“杰尼弗行动”。7月中旬,潜艇开始上吊。然而,当潜艇被吊升至一半高度时却断成两截,其中一部分沉入海底。这一部分正好是潜艇的尾部,包括导弹舱和密码舱在内。而占艇身长三分之一的另一部分被吊出了海面,安装在驳船上面,随后驳船浮出海面,“格洛玛”号返航。

本来“杰尼弗行动”就此结束,但是由于装有导弹舱和密码舱的潜艇尾部没有被打捞出来,而这部分正是中情局最想得到的部分,因此为了获取苏联潜艇的全部密码、指挥示意图等不可多得的情报,中情局认为应该继续进行打捞行动。与此同时,美国高层中的一些人认为这种冒险行动有可能使美苏关系恶化,反对继续进行打捞。就在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一秘密行动的内情被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获悉并予以曝光。在“杰尼弗行动”被公开后,苏联政府一直希望获得547号遇难潜艇的消息。

“杰尼弗行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对苏联挑起的一场间谍战,表面上看是美国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但实际上美国人尽管花费了3.5亿美元的代价,却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进入“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间谍战也愈演愈烈,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间谍案层出不穷。继罗森堡间谍案之后,神秘的斯尼帕又拉开了“肃鼠行动”的序幕。从此,冷酷的安格尔顿也由中情局的“保护神”而变成了中情局的“瘟神”,他亲手制造的一起起冤假错案几乎断送了中情局,最后他不得不被“请”出了中情局,“肃鼠行动”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世纪60年代,中情局在内部发起了一个“肃鼠行动”,来查找潜伏在中情局的“鼹鼠”。这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就是詹姆斯•安格尔顿。他在1954年至1974年担任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期间,曾经疯狂地追杀他所认定的“潜伏间谍”。在长达10年的“肃鼠运动”中,安格尔顿以他特有的敏感、歇斯底里和莫名其妙的臆想,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真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捕谍狂”。大名鼎鼎的美国中情局在世界情报组织龙头老大的地位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其内部的不平静更使其雪上加霜。

安格尔顿生于1917年,母亲是墨西哥人,父亲是墨西哥革命的美国军官。1945年杜鲁门总统解散战略情报局以后,安格尔顿是战略情报局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安格尔顿在中情局内是个传奇式人物,神秘色彩浓厚。他是个瘦高个儿,瘦得像一具干尸,身穿黑色的丧服。他性格内向,喜欢对提问题的人反问。他还曾赢得种植兰花的桂冠,而兰花是每7年才开一次花,可见此人具有超常的耐心。有一次,一位官员去他的办公室,发现他蜷缩在一间密室里,窗户上蒙着漆黑的窗帘,没有一丝光亮。“安格尔顿本人正在刺眼的灯光下阅读文件……我觉得我仿佛去了一个不能对任何人讲的地方……这种感觉整整一天后才消除。”

自从二战结束以后,中情局一直把目标对准了苏联。双方在人力和物力上互相斗智斗勇,高招迭出。

世纪50年代,美国情报部门揭开了苏联撒在西方的间谍大网,一举破获罗森堡间谍案,联邦法院当庭宣布判处罗森堡夫妇死刑。时任官的考夫曼说:“我认为你们的罪行比谋杀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一个犯人杀掉的只是他手下的受害者。你们的行为使俄国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预言提前好几年制成了。依我的观点,人因此才侵略朝鲜,造成了5万多人的伤亡。由于你们的背叛,你们使历史的进程转向不利于我国的方向。每天在我们周围都有你们的叛国活动带来的影响——因为全国的百姓都在忙着为防止袭击做准备。”

罗森堡夫妇开始了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之旅。在这期间,夫妻俩交换了大量的信件,以相互激励。这些信件也是罗森堡夫妇获得同情的主要源泉。“我多么不愿意离开你那多情的拥抱,我多么悲伤啊!”埃塞尔在信中深情地写道,“在走向牢房时,我又是多么无奈,步履维艰。牢房在那里静静地、无情地、倨傲地等候着我,它对我的离去无动于衷,又似乎知道我终将回来而暗自得意。”朱利叶斯也用满腔深情回应:“埃塞尔,你在信中深情地表达了我们受到的最大挫折,我们彼此间的了解和深沉的爱。孤独的监狱笼罩着我们,阴森的死神威逼着我们,但这绝不能中断我们与那动荡的外部世界的牢固联系。我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你、我最亲爱的人也在这个地狱里受折磨。只有你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使我经受住磨练……”

哀婉动人的信件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美国民众,美国一家“左倾”的杂志《国民前卫》发表了记者威廉•鲁本写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在连载7周后,美国的舆论明显发生了转变,有些人不再认为被告有罪了,要求复审罗森堡一案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成立了“确保公正审理罗森堡案件全国委员会”,鲁本担任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然而,1952年2月25日上午10点,纽约美国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罗森堡案件的上诉请求,他们的深挚情感没有打动美国的司法和行政当局。

罗森堡夫妇是美国二战后唯一以间谍罪处死的平民,这一间谍案曾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引起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不断有知名人物加入重审罗森堡案的请愿行列,这里面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曼哈顿计划”原负责人哈罗德•尤里博士,另一位就是爱因斯坦。欧洲报界也开始关注此案,一些意大利左翼刊物甚至对教皇十二世没有出来讲话而表示遗憾。

总统艾森豪威尔驳回了所有的请愿书。1952年6月19日上午8点06分,朱利叶斯•罗森堡被执行电刑,几分钟后,轮到埃塞尔•罗森堡坐上电椅。这个女人淡定地从一群犹太教教士面前走过,带着类似蒙娜丽莎的微笑。

在罗森堡夫妇死后许多年里,他们的案件成了杂志、报纸、书籍、戏剧和电视报道的主题。在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考夫曼法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都受到了抨击。

直到1989年10月柏林墙倒塌之后,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终于结束。两年后,苏联解体,俄罗斯公开了间谍案的档案:朱利叶斯•罗森堡确实是苏联间谍,他的妻子则对此事一无所知。当间谍案刚被揭开之时,大批的苏联间谍纷纷潜逃,而可怜的朱利叶斯则因为在间谍网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竟然没有人通知他逃跑,从而成了苏联情报机构的牺牲品。至此,间谍案总算真相大白了。

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面对“世界”接踵而来的叛逃者,中情局却似乎看花了眼睛,结果昏招迭出。最后竟搬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不仅没能揪出潜伏在内部的苏联“鼹鼠”,反而元气大伤、贻笑大方。

泰勒随即打电话给中情局驻伯尔尼的情报站长,这位站长赶过来一起拆开了信封。这封信很短,是用打字机打的,信上说:“我愿意就西方的间谍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需要,请在《法兰克福日报》的人物专栏上登一则收到信件的启事,斯尼帕。”

那么,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斯尼帕到底是谁呢?这是不是设置的圈套呢?中情局费尽心机,想确定斯尼帕的身份。最后,他们坚信:从信的内容看,所用句子全是波兰句法,打字机和墨水也是东欧产品,斯尼帕有“铁幕”国家的背景,当无疑问。

根据对方的要求,中情局在《法兰克福日报》的相应版面登了一则小启事:“斯尼帕信收到,欢迎继续联系。”此后,斯尼帕的信件就源源而至。

通过这一方式,中情局又给了斯尼帕两个联系信箱号码,在西柏林的一家公共浴池设立了一个秘密投递点。还给了他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话号码,由此与之开始了固定的通信联系。

年圣诞节前,斯尼帕终于使用了中情局给他的应急电话号码,因为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已经盯上了他。圣诞节那天,斯尼帕现出了原形。他带着他娇艳的情妇出现在美国驻西柏林的军事代表团,这位真名叫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的波兰间谍使美国人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原来他既是波兰军事情报部副部长,也是克格勃埋藏在波兰军情部门里的坐探,真是一条大鱼。

戈列涅夫斯基对叛逃早有准备,他似乎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暴露,因此在叛逃前几个月,就把几百份事先拍下来的文件藏在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路过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叛逃日期选得也很理想,就在圣诞节。波兰情报部起码要有几天时间才发现他的失踪,再过几天才能采取行动。

中情局得到了戈列涅夫斯基藏在树洞里的文件,他们发现,这是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文件胶卷,总数超过300张,其中包括波兰在西方国家活动的间谍名单及波军情部的组织编制表,中情局的官员大喜过望,称戈列涅夫斯基是“美国有史以来所拥有的最佳叛逃者”。

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戈列涅夫斯基的叛逃让一大批苏联间谍在西方落网,他们之中有组织波特兰间谍网的戈登•朗斯代尔,有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揭露“柏林隧道”计划的乔治•布莱克,混入西德联邦情报局、被高层视为宝贝的对苏情报处处长海因策•菲尔弗也因此下水。

不过,让中情局更为震惊的是,戈列涅夫斯基认为,中情局内有克格勃的奸细,他实际上是因为奸细的出卖才暴露的。他举例说,中情局准备在瑞士招募一名波兰情报军官,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行动,中情局内也没几个人知道,但克格勃早就得知了这一行动的具体细节。这些话使中情局官员面面相觑,他们不得不相信戈列涅夫斯基的话,确认自己内部有克格勃的“奸细”。

然而,就在中情局还没有来得及证实戈列涅夫斯基所提供的情报时,又有一个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主动送上门来了。

年12月22日中午,中情局驻赫尔辛基站站长弗兰克•弗里伯格听到急促的门铃声。他小心而谨慎地打开门,一位身材又矮又胖的陌生人站在他面前。当弗里伯格正要掏出手枪时,只听到这位不速之客却不慌不忙地对弗里伯格说:“先生你不要开枪,我是和你们合作的,我名叫阿纳托利•克利莫夫,是克格勃的一名少校。”

弗里伯格开始不信,就对他说:“先生,难道你真的是阿纳托利•克利莫夫吗?”

弗里伯格一听到戈利钦这个名字,就觉得十分耳熟。原来早在1954年克格勃军官彼得•德里亚宾叛逃美国后,曾列出了一张名单,说这些人最容易被中情局招募过来。阿纳托利•戈利钦就赫然排在这份名单上,而且是名单上的第二个。当时德里亚宾曾专门提起过,说戈利钦的妻子作风放荡,即使中情局不能在这一点上使戈利钦就范,他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他好炫耀自己的学识,在同事中很不得人心。没想到几年之后,这个戈利钦自动送上门来了。

戈利钦与中情局联系上后,没等他们发问就滔滔不绝地抖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这让中情局专案官员欣喜若狂。不过,戈利钦也给中情局乃至整个西方带来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信息。他说,长期以来,苏联集团针对西方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欺骗,战后国际运动出现的很多重大事件都是苏联精心谋划的阴谋,如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与阿尔巴尼亚的争论、1956年出兵匈牙利……戈利钦向他的专案官员大喝一声:“你们对‘集团’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

但对美国而言,更现实的问题是,戈利钦确证了戈列涅夫斯基所谓中情局内存在苏联“鼹鼠”的神话,这惊动了中情局反情报处的老牌特工詹姆斯•安格尔顿。

在中情局内部,詹姆斯•安格尔顿并非等闲之辈。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解散战略情报局,安格尔顿是战略情报局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并由此进入中情局反间谍处。他在揭露罗森堡间谍案和菲尔比间谍案时都有很大的贡献,从而声名显赫,成为中情局内部权倾一时的人物。他掌管着大量经费,可以不受约束地在全世界开展他的反间谍活动;他可以不敲门就径直走进杜勒斯局长的办公室面陈工作,副局长赫尔姆斯对他也很放手,他成为中情局的第一“守护神”。

这一次,戈利钦又被带到了安格尔顿的面前,他早就听说过安格尔顿的鼎鼎大名,就毫无保留地对他说,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向西方发动了庞大的情报攻势,克格勃的“鼹鼠”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就是控制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如果这一计划得逞,那么这些机构将被苏联接管,最起码会陷入瘫痪境地。

戈利钦的这番话让安格尔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戈利钦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据他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在这些年里,起码有数百名潜在的不忠诚分子混进了中情局。就像中情局在注视戈利钦一样,克格勃一定早已把目光集中在这些不可靠的家伙身上。这些人就是一颗颗的定时炸弹,至于何时会爆炸就不得而知了。身为中情局的反情报官员,安格尔顿顿感责任重大。

于是,安格尔顿决定发起一场“肃鼠行动”,把深藏在中情局内部的那些“鼹鼠”一个个都挖出来。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前程和捉拿“鼹鼠”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戈利钦身上。从此,戈利钦成了安格尔顿的座上宾,对他的警告安格尔顿几乎是言听计从,并开始怀疑每一个同事都是克格勃的间谍,或者是被其所收买的叛变者。结果中情局的许多工作人员被怀疑、被监视,许多人最后甚至由于这种原因而被“请”出了中情局,丢掉了饭碗。

在戈利钦的建议下,中情局长达数年的“肃鼠行动”开始了,安格尔顿首先把枪口对准了中情局内的“苏联科”科长戴维•墨菲。因为墨菲祖籍波兰,又来自“铁幕”国家,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并且娶了一个白俄女子做老婆,他身上的“苏联元素”太多了。更使安格尔顿怀疑的是,朝鲜战争期间,墨菲去前线供职,他下属的妻子同乔治•布莱克私通,墨菲因此认识了同在朝鲜战场的布莱克。后者因充当苏联间谍,被英国法庭判了42年徒刑。后来,墨菲加入中情局,曾任慕尼黑站站长,又曾经亲手处理轰动一时的苏联间谍渗透进中情局柏林站的“萨沙案”。安格尔顿认为,上述种种迹象已表明,墨菲就是一名苏联间谍。于是戴维•墨菲很快就被免去了“苏联科”科长一职,被派往巴黎担任一个小小的情报站站长,而且时刻处于被监视之中。

墨菲调离之后,他的副手皮特•巴格利见势不妙,也主动请求调出“苏联科”,到布鲁塞尔情报站任职去了。接替墨菲的罗尔夫•金斯利是安格尔顿的亲信,他不打折扣地执行上司的“肃鼠行动”计划,认为“鼹鼠”肯定存在,必须把他查出来。于是金斯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对“苏联科”大动手术。有“鼹鼠”嫌疑的人被一一调离,他们的岗位则由远在千里以外、绝对不可能是“鼹鼠”的人来填补。安格尔顿的“肃鼠行动”虽然是拿“苏联科”开刀,但让整个中情局一时人心惶惶。安格尔顿的这种做法是否能保证当时中情局对苏最重要的情报部门不被渗透不得而知,但一下子把许多对反间谍事务毫无经验的亲信调到核心部门,结果让中情局的正常工作马上失效。而安格尔顿此时无论是在客观还是主观上都是沾沾自喜,把此当做自己的又一大功绩。

仿佛是为了证明戈利钦的预言似的,不久之后,又有多名苏联叛逃者接踵而至,这一进展让安格尔顿更是对戈利钦唯命是从。

年6月,又有一个不速之客送上门来了。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派驻苏联裁军谈判代表团的安全官员。他找到中情局,说他在一次酒会上狂饮滥饮,以至于动用了克格勃的经费。他愿以900瑞士法郎的价钱出卖情报,以填补这些亏空。此后两年,诺森科一直同中情局保持联系,提供了大量的有用或没有用的情报,直到1964年2月叛逃。

不过,诺森科却给中情局再次带来了震荡,因为他所供述的一切都与戈利钦所提供的情报相对立。戈利钦曾警告中情局内部已混入了苏联“鼹鼠”,而诺森科则坚持认为,克格勃根本没有渗透中情局,他是通过常规侦听等渠道发现情报信息的。为此,安格尔顿又找出戈利钦对质,后者反咬一口,认为克格勃会派出假叛逃者来诋毁他,干扰中情局对苏联“鼹鼠”的调查。这时,安格尔顿和中情局的工作重心已经是围着戈利钦而展开的,因此,他们认为诺森科充当了一个“假叛逃者”的角色。

既然诺森科未通过测谎检查,对他就不必客气了。中情局将诺森科关进了一间小屋,强迫他坦白交代。诺森科后来回忆起那段生活,仍是心有余悸:“条件很差,很艰苦。我每周只能洗一次淋浴,刮一次胡子。连牙刷和牙膏都不给我;伙食差极了,根本吃不饱,肚子总是咕咕叫。我要说话连个人都找不到,看不到书报,没有烟抽,甚至连新鲜空气都呼吸不到。到了冬天,冷得要命。我要求给我条毛毯,过了很久他们才给。我日夜处于电视摄像机的监视之下。为了打发日子,有好几次我试着做棋子玩。可是,我刚刚做好,立即就有卫兵开门走进牢房,把它们没收了。”

诺森科是投奔“自由世界”而来的。在苏联,他是克格勃这个社会特权阶层中的一员,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哪想到了这里“享受”的竟是非人待遇。经过229天的对诺森科的敌意审讯后,中情局对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沉不住气了。1966年8月,中情局二把手理查德•赫尔姆斯命令反情报科和苏联科必须在60天内给诺森科定案。结果,相关部门起草了一份长达900页的报告,详细论述了诺森科供述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断言他是个骗子。

这份报告并没有为诺森科一案画上句号,它在安格尔顿那里没有获得通过,他不能接受报告中认为诺森科压根儿就不是克格勃人员的看法。诺森科成了中情局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这些背着自己进行的行动让安格尔顿十分恼火,而让他始料不及的还有,那份“终审”报告将一个完整的中情局分裂成两半:支持诺森科派和反对诺森科派。前者以另一位副局长鲁佛斯•泰勒为代表,他坚持认为诺森科是个真诚的叛逃者,“既然我们相信了戈利钦,就应该相信诺森科”。而以安格尔顿为代表的反诺森科派则认为他多处撒谎,很明显有隐瞒的行为。双方吵吵嚷嚷,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由赫尔姆斯拍板:恢复诺森科的自由。

从1961年戈列涅夫斯基叛逃提出苏联“鼹鼠”问题,到1969年诺森科获释,中情局经过8年时间的追捕,只看到一些苏联“鼹鼠”的影子,连一只真正的“鼹鼠”也没有抓到。这还不算,原本风平浪静的中情局,在这8年中却风波陡起,形成内乱,最终四分五裂。庞大的“苏联科”更是在这次动荡中彻底瘫痪,一蹶不振。

叛逃者带去的冲击性信息已经使整个西方情报机构受到影响,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在捉拿苏联间谍方面鲜有建树与此有很大关系。在此期间,中情局的很多官员几乎个个都担心安格尔顿会把他狐疑的目光投注到自己身上,在深受这场间谍恐怖之害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气撒到这场恐惧的始作俑者戈利钦身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戈利钦是克格勃派遣过来的。德里亚宾确实说过戈利钦是一个可能的招募对象,但不知何故,这份名单竟落入克格勃之手。克格勃将计就计,把戈利钦作为诱饵送往美国。但这个计划必须有一个辅助条件,戈利钦才能顺利完成任务,他才能把中情局搅得天翻地覆。

是谁最信任戈利钦?是安格尔顿。“苏联科”的一位科长指责安格尔顿说:“如果要我在中情局里找出一个苏联间谍的话,我就说是安格尔顿。”更有甚者,安格尔顿的下属、反情报科的克莱尔•佩蒂用“谁获利了”的方法,分析了中情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所有大事。他认为中情局确实被克格勃渗透,然后进行推演:戈利钦、诺森科都是克格勃的派遣间谍,其目的是在西方情报机构内部引起混乱,掩护真正的大“鼹鼠”。这只大“鼹鼠”不是别人,正是组织缉拿“鼹鼠”的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这个毕生以捉拿苏联“鼹鼠”为己任的超级侦探,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在反间谍领域,他孜孜以求,恪尽职守。为了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几乎放弃了一切爱好。他没有朋友,对谁都是一副审视的眼光。连他结婚30多年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而真的以为他在邮局工作!

年12月底,詹姆斯•安格尔顿的名字出现在中情局的退休名单上。新任局长威廉•科尔比不容这里的混乱局面再继续下去,他只能拿安格尔顿开刀。公布退休名单那天,中情局的官员大多为之震惊,唯有安格尔顿镇定自若。他叼着一支过滤嘴香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的同事发出警告。然后,他就消失在下班的人群中。

这场在中情局历史上以安格尔顿名字命名的“肃鼠行动”就这样结束了,到头来安格尔顿倒成了中情局的“瘟神”。

安格尔顿是“怀疑一切”的代表人物,其观点常常令人感到怪异。例如,他认为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裂痕是一种假象,中苏分裂是麻痹西方的诡计……科尔比与安格尔顿为此长期争论不休,这是他们之间矛盾的渊源之一。中情局局长们对安格尔顿都很垂青,对他那套玄虚神秘的迷宫理论也很感兴趣。

年,克格勃高级官员戈利钦投奔中情局之后,安格尔顿对他信任有加,并多次组织西方各国情报专家赴美向戈利钦索取各种情报。当时收获很大的是英、法、西德等国,他们根据戈利钦的指证及其提供的明确线索挖出了几十个隐藏很深的苏联“鼹鼠”。到了1963年,戈利钦提供的线索日益朦胧,搜索范围越来越宽,根据他“该打扫门槛了”的建议,安格尔顿于1965年开始在美国和西方情报界展开了一场“肃鼠行动”,意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清查苏联间谍。在这一秘密行动中涉嫌的特工人员达数十名,冤枉了不少人,甚至牵连到一些西方盟国情报机关,与他抓到的真货相比,实在是过大于功。许多人评价他“徒有虚名,自作聪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说他是“中情局里的麦卡锡”。科尔比坚决将他赶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怀疑一切”,使中情局背了一冤、假、错案,弄得局内外怨声载道,人人自危。然而,支持安格尔顿的人说,正是由于他的敏锐,才创造了中情局历史上反渗透成绩最好的时期,任何情报机构都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他是中情局的老警卫。

但是,有许多忠诚的中情局特工被安格尔顿视为“苏联间谍”,从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最典型的有以下一些人:

保罗•加布勒1918年生于美国的纽瓦克市,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波兰移民。二战时期,加布勒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在太平洋战场参加过35次俯冲轰炸任务,获得过11枚勋章和奖章。20世纪50年代初转入中情局,1952年在西德情报站工作;1956年任中情局驻瑞典斯德哥尔摩情报站副站长;1959年—1960年间到中情局兰利总部工作,任苏联处国外情报科科长;1961年,他以美国驻苏使馆海军武官助理的掩护身份,出任中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第一任站长。

从苏联归来后,加布勒本来应该仕途亨通,然而他却在GS—16的工资级别上搁浅,并连续14年未得到提升,原因是他已经成了安格尔顿领导的美国情报界内“肃鼠行动”的怀疑对象,1966年5月,加布勒突然被赶出中央情报局行动部,调到皮里营的训练学校出任教官。这一工作调动的真正含义,在中情局人员内部是心照不宣的,但加布勒却一直蒙在鼓里。不久,这名曾经在中情局极有前途的“情报才子”又面临两种选择:或是去几乎没有战略意义的加勒比海一个小岛——特利尼达情报站工作,或是退休。上司的态度十分严厉:想好后,马上出发或即刻“开路”——退休滚蛋。已经55岁而且有一个极需钱上大学读书的女儿的加布勒,出于无奈,接受了新的任命。

年初的一个夜晚,从西半球来加勒比访问的一位密友告诉加布勒,“他们认为你可能是苏联间谍”。加布勒这时才明白自己连遭厄运的奥秘。在以后的18个月中,因毫无根据地被怀疑而产生的烦躁和不安,使加布勒什么也不想干,实际上,中情局总部也没有交给他任何必须完成的工作,而且他的位置不久就由另一名官员所替代。令加布勒气愤和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上级对自己的怀疑;为什么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形式的审讯;为什么既不停止自己的工作,又不让他干任何具体事情。其实,加布勒所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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